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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改造18：傅永超谈孔孟儒家文化——从哭《孔子》谈起 2010-02-09

标签： 孔子   儒家文化   企业文化  

题记：近期有闲关注了许多关于《孔子》热播的报道，看到了童话大王因为小马哥和娱记的对话而恶补孔子却没看《孔子》先哭了的故事。后来又看到90后举重冠军的反驳，一解心中郁闷。

对娱记我是一直抱有成见滴（没有恶意，早年我也多次客串娱记还写过一堆东西），就像前几天看一则关于质问跳上皇后语文老师是谁的文字以及以嘲弄的口吻报导央视魔术师春晚彩排人红耍大牌不理人……我对娱记的无理取闹只能用“无语”来晒之。好在这个社会还是有人会记录一些真实情景，能让以“恶搞”为乐的骚客们对别人的“真诚”口诛笔伐时，少一些唾沫星子。因此呢，我很欣慰看到了央视一档小马哥跪拜做客的节目主创者的倾情追忆的文字。我相信，真诚待人终究是一桩乐事，孔子不是也说么：“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不过，在已经拉开大幕的贺岁档诸强上映中，《孔子》以7000万左右的票房即将下线，这离投资方号称的1.5亿元投资相差远了些，也许，投资方的虎年真是得要哭着《孔子》过了。

 
正文：
 
一、“有教无类”，强调道德感化
 
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
 
儒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影响最大的其中一家，它同法家、道家们鼎分天下。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另外，当时还有墨家、农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也都是门徒甚众，应者云集，这段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最为开明的时代。
 
儒家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孔子以“人”为根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立“仁”学和“礼”学两个并列且相辅相成的子系统，并提出 “中庸之道”这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共同支撑儒家思想体系的最高理念“和”。这种由“仁”、“礼”与“中庸之道”三角构架的理论合理、稳定，使得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学说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二、“和而不同”善养“浩然正气”
 
孔子 “和为贵”的哲学思想，“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根植于邹鲁之地，已成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思想财富。孔子把“和”、“同”分开，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并在总结前人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他提出的“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的“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具有道义感和历史使命感，都已经成为后世倡导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理念。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孟子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孟子的主张中提倡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孟子》中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
 
儒家追求的境界用《大学》一段话来表述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简单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仁以行之”从家庭“事亲”做起
 
儒家的“仁”通于“和”， 因为“仁”具有人类“大爱”这一积极美好的情感基因。人的本质特征就是富有情感性，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篇》）的著名论断。《论语•乡党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这表明，仁者的爱人是一种社会“大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尊重，是对人的生命的热爱和珍视。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关爱，自然会“胜残去杀”，会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孔子主张“仁”的实践要从家庭的“孝悌”做起。孔子认为，“笃于亲”才能“兴于仁”(《论语•泰伯》)，“孝悌” 是“为人之本”（《论语•学而》），也是家庭成员之间达成和谐的最佳途径。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体仁”“行仁”以“孝悌”为先，就有了根基。由此推而广之于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也才有坚实的基础，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这一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扬光大。孟子主张“爱人”必先“事亲”；认为“事”以“事亲为大” （《孟子•离娄上》），“孝”乃“德之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这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仁”是如何通过人类的亲情关系，促成整个社会步入“上下无怨，民用和睦” 的和谐状态。
 
儒家倡导的“仁”在人们心目具有一种的高尚品质。这种品质具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形成人格魅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现实社会浩然正气的重要体现。“仁”不但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其中的“大爱”和“事亲”因素还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君子”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们以其宽宏、博大而又朴素平实的品格，协调着社会成员之间的融洽关系。孔子认为，“仁”既体现着一种社会公德，又承载着社会成员的责任感，是实现“和”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坚持“仁以为己任”、“仁以行之”（《周易》）的社会实践，不惜为此“死而后已”（《论语•泰伯》）。
 
 
■摘自《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企业文化讲义》（共30篇）作者：傅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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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企业文化 |   浏览数(2718) |  评论(0)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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